控制通胀与价格改革

　　年内第四次加息不期而至，央行稳定通胀预期的匠心可见一斑。但如果将加息简单与7月份高企的CPI涨幅挂钩，则未免有失偏颇。

　　原因在于，此次加息仍难以改变目前到期的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但四次加息后，长期存贷利差收窄的幅度已大大高于短期存贷利差：半年期存贷利差收窄27个基点，而5年期存贷利差收窄63个基点。这表明央行继续将控制货币信贷投放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寄望以此减缓投资增速，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作为资金的成本，实际利率可以有效调节信贷资金的供求关系，进而通过改变回报率来调节投资规模。而长期以来，低实际利率甚至负实际利率一直是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直接造就了“高投资”在三驾马车中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整利率并理顺资金价格体系，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改革的必经之路。

　　但与此同时，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却一拖再拖，最新的理由是：7月份CPI同比涨幅创10年新高，因而在此敏感时刻，必将释放涨价动力的上述改革应缓行，并尽量错开CPI涨幅高峰。

　　表面上看，这一论点很有道理，毕竟涨价意味着老百姓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并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处境雪上加霜。于是，一些要素价格改革按兵不动。

　　那么，这样真的就能如愿以偿吗？

　　在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对产品价格的行政管制要么造成产品的偷工减料、以次充优，要么使产业平均回报率下降从而减少供给。两者的结果都将导致有效供给的下降，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带来更大的涨价冲动，一旦爆发必然严重推高CPI涨幅，使“错峰”得不偿失。此其一也。

　　其二，要素价格该调不调，全在外因施压，而这一冲动迟早会释放出来。如此就可能形成持续的通胀预期，这一预期最终也会间接推高CPI涨幅。

　　其三，更重要的是，要素价格体系不顺畅乃是我国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这一顽疾的根源。实际上，在我们这样一个贸易顺差大国，总供给远远超过总需求，之所以出现经济过热、价格暴涨，皆因资源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比如，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劳动力成本低廉、实际有效汇率被低估、资源和能源价格被人为压低、环境污染成本极低，等等。

　　扭曲的要素价格一方面造就了“中国制造”被夸大的竞争力，刺激了无效率的投资，成为“三过”(投资过快、信贷过快、顺差过大)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则抑制了煤电油运等基础要素的供给，从而在经济过热时对CPI高涨推波助澜。

　　由此可见，要素价格扭曲是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而拖延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或许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