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社区的公车理论

　　郝倩

　　拼命挤上公共汽车的人，往往会抱怨已经拥挤的车厢，督促司机关门。但是下面那些还在奔跑，却已经挤不上车的人却希望公车可以再等一下，等他们上车。这就是民间的“公车”理论。

　　在混合社区，情形也有些类似。混合，永远是一个向上“运动”，而非向下“兼容”的过程。

　　“我从来不进‘村子’，我还和爸爸说，不要进村子，那里面不安全。”雷姐对我说。雷姐住的地方，是棠下作为商品房出售的骏景花园。在广州，棠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沿着中山大道，一街之隔，南面是作为商品房出售的骏景花园，北面是作为城中村的棠东村，再转过一条街，就是政府一个老牌的解困小区。三种不同的“业态”同时存在，表面的相安无事背后，是每个业态的独立化生存，以收入为标签。只要财力允许，出了村子的，再也不想回来。而且，出于对村子的畏惧感，往往不希望看到更多村子里的人进入高档社区业主的行列。

　　雷姐也是从村子里走出，之前她在棠东村住了2年，和丈夫一起租房。5年前，在丈夫的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两口子终于攒足了钱，在骏景里买了一套房子。在雷姐看来，搬离了村子，算是脱离了“苦海”。她的状态，算是从奔跑着赶公车的状态，转变为登上车的乘客。这种“乘客”其实很多。在上社（棠下另一个城中村的名称），就有一些小家庭租住1年的农民房过渡，等待1年之后，旁边的高档住宅小区交房，就全家搬进去。在城中村，私家小轿车来来往往并不多见，但是这种星星点点的“晋级”的确存在。雷姐开始颠覆自己的生活状态，她习惯将家人的活动区域固定在骏景小区内部，其中包括吃饭、运动以及所有的社交活动。“在骏景内的游泳池，报我的名字，以及我的房间号，就可以享受业主的价格。”雷姐好心地对我说，言语间有些自豪感。虽然业主价格与对外价格只相差2元/次。

　　“村子里吃的卫生吗？”雷姐反问我。她已经很久不在村子里吃饭。在她记忆里，肠胃不好的丈夫只要在村里的小馆子里吃饭，回家总要闹肚子。她知道村子里有老年活动中心，但是她一直提醒父亲不要到那个区域里活动。她也知道村子里有“双语幼儿园”。但是随着丈夫收入的提高，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在“村子”里就学。“我的女儿在小区里的幼儿园上学，每个月的学费2000多元。”雷姐说。雷姐女儿上的幼儿园是骏景花园中收费最高的，骏景区域内幼儿园收费普遍在1000多元/月。而棠东村里的学费则是低至500到1000元/月。当初，以3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房子的业主，大部分都把孩子送到了骏景外的幼儿园。

　　搬出村子之后，雷姐再也不会进入“村子”里看风景，她同时也不愿意看到“村子”里的人进入骏景花园。“你可以一眼看出来哪些人是小区里的业主，哪些不是。村里的人，往往素质低一些。”雷姐很肯定。当我让雷姐给我详细描述一下“村里”、“村外”的具体差距时，雷姐也说不大清楚，她只能简单列举一些细节，比如小区业主不会乱丢东西，但是“村里人”会乱丢东西等。尽管有些苍白，但她坚持说她就是可以辨认出来。棠东村的人有朝一日也想在骏景拥有一套房，有些租户到骏景溜达，也是为了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毕竟，住在棠东村的租客，有很多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只不过他们需要有一段奋斗的时间才能达到目标罢了。他们始终在奔跑着，希望成为可以坐在车里看风景的乘客。

　　在做了5年骏景花园的业主之后，雷姐又希望往更高层次“混合”一下自己了。“可能会在珠江新城买一套房，但是现在还在斟酌，想等待那边的配套更加完备之后再考虑。新房的选择标准，就是社区的整体环境是高尚的，居民素质要高一些。”雷姐对于目前棠下混合居住的状态始终不太满意。“在‘混居’这个问题上，受到排斥和伤害的始终是低收入人群。因为中国目前的社区建设，更多的是在同一种收入水平下的自然分割。而这种混居背景下唯一的问题，就是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因为高收入人群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选择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一位专家这么告诉我。同时，在一位专家看来，如果将社会的发展比作一场马拉松赛，那么国外很多穷人已经掉队了，与之前的队伍“断裂”；但是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很多穷人还在“奔跑”，他们真正掉队的还是少数，更多的可以得到机会，得到社会地位的变动。这种理论起码可以说明，中国的很多“暂时”贫困的人都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