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须直面四大疑虑

　　据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权威人士透露，“由央行牵头的存款保险制度(下称存保制)设计方案已获国务院原则批准，目前正由央行金融稳定局负责具体实施”。至于年内是否正式启动，“具体步骤有可能在下半年进入会签，预计年内实施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金融大典

　　对此，银监会官员的态度则是，“起草方案由央行组织实施，目前银监会主要负责外围的研究工作。只有等相关文件进入会签阶段，我们才会对有关细则发表意见。”

　　存保制涉及社会经济主体的方方面面，撇开企事业单位存款不言，仅从12万亿储蓄存款来看，这也是涉及13亿国民的最为重大的“新政”之一。换言之，存保制已带有某种“国策”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实际上已变为一把“成则利国利民，败则误国误民”的“双刃剑”。

　　偏锋的疑虑

　　存保制目前也许不是疗效温和的补药，其药性反而可能会显得莫名的猛烈；换言之，在欣喜其光芒四溢的“正锋”时，也应看到其透着寒光的“偏锋”所在。

　　疑虑之一，巨额的存款保险基金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于行政划拨还是市场化运作？在拟设的存保制方案中，将设立类似社保基金 理事会形式的“存款保险基金理事会”，再在其下组建类似存款保险公司的机构来负责具体业务运作。但这一制度的关键并非是组织架构如何确定，而是巨额的保险基金从何而来，如若基金没有落实，架构肯定是“空架”，即存保制的实施有赖于筹集到足够多的保险资金。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经验表明：如果存款保险计划资金不足，将会妨碍当局及时关闭那些破产银行，致使它们久拖不决，从而加大破产成本；而依赖清偿基金的存款保险计划既需要收取足够多的保险费，又要求联邦政府有巨额的财政资源或直接施与援手或提供间接支持。

　　疑虑之二，今年是启动存保制的最佳时机吗？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时机与之配合，还会产生良好的预期效果吗？诚然，我国银行业的最终改革目标是实现市场化，而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银行业引入有利于新陈代谢的存保制；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条件尚不成熟时硬推出此制度，弄不好反而会诱发存款人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危机，从而直接增加国内商业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无论是哪家银行，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存款人对其实施挤提，并且这种挤提行为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不管是“好银行”还是“坏银行”都会受到强烈冲击，严重时甚至诱发非正常危机，从而形成19世纪欧洲和北美经常出现的那种金融恐慌现象。

　　疑虑之三，个体制度安排应服从于服务于整体制度环境，还是倒过来让整体制度去迎合个体制度的需要？也就是说，当今的改革策略是坚持整体谋划、稳健推进、务求必胜的策略，还是如改革初期那样奉行“摸着石头过河”、“单兵突进”、允许“试错”的策略？存保制看起来属单一制度，实际上它涉及一个制度体系―以法律制度为例，虽然《破产法》草案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破产，但新的《破产法》尚未最终出台，那破产的法律依据何在？即使其已经出台，但存款保险业务的法律调整主要依靠《保险法》，而原有的《保险法》尚在修订之中，要加入特别是加“好”涉及存款保险的内容条款并不简单。综观世界各国，在存款保险机构成立之前，都要先制订相关法律，对参保机构范围、保险费率、存款保险限度、问题银行处置、存款保险机构职责等作出明确规定，如美国在1933年就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另外，我国的保险机构相对于银行机构来说特别弱小，无论从现有规模还是运作规范来看实属“小马”，它拉得动拥有庞大身躯的商业银行这驾“大车”吗？同时，存保制的引入必会对部分存款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存款资金一旦挤出，它们往哪里流动？面对低迷无序的证券市场，它们会进入吗？而一旦进入本已过热的实体行业，宏观调控的效果又如何保证？对我国羸弱的银行体系而言，目前已到了如温总理所说任何金融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严峻地步，容不得任何形式的试错行为！

　　疑虑之四，更为忧虑的是，一旦存款人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负面去看待这一制度的启动；一旦存款人既拥有选择存款银行的充分自由又具有“逃避”缴纳保险费的内在冲动；一旦内资商业银行的“土信用”不如外资银行的“洋信用”的话，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许会发生：内资商业银行的大量存款被挤提被“搬家”，这在其资产质量总体低下、流动性风险无处不在的情状下，说轻了会引起经营不稳定，说重了会引发银行恐慌甚至金融动荡。再从汇率 角度看，在人民币 尚不能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实施此制度，仅引发存款资金由内资银行向外资银行的转移，从而会挤压内资银行的生存空间而放大外资银行的“发展”空间；但一旦实施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会诱发本币币值一路走低、外币币值一路走高的非理性格局，轻则影响国内金融业的失衡失序，重则危及国内、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经济局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