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

在文化自觉各色各样的呼唤声中，是不是应该停下来问一问，我们真的在文化自觉吗？什么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自觉呢？

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例。我们常将市场视作“看不见的手”，意指供求规律、价格杠杆以及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然而，这并非是斯密的原意，斯密并未如此说过，而是后人“加”进去、“丰富”出来的。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各提到一次：一处指富人不经意把他们的经营成果分给了穷人；另一处指在国内和国外贸易利润均等的情况下，商人追求自利才可能促进国内的社会利益。深究一下，其实“看不见的手”里蕴含着后“加”的深意，是斯密未说出来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中，有没有这种“有趣”，另当别论。但丰富或另添新意，肯定是有的。

费孝通是在反思一生学术研究时，提出文化自觉论的。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首先在于觉悟到文化的作用；文化自觉是一种途径，是一个在对自己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求得自明的过程；文化自觉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进行正确、自主的文化选择、传播与创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有极其明确的针对性。研究文化自觉，可以上下五千年，可以求诸先秦诸子百家，可以叩问康有为、谭嗣同，但不能忘了文化自觉的真髓，在于当今文化转型的自觉。文化自觉有两种相互联系的状态，一种可以称之为学术探讨状态，一种可以称之为实用实践状态。目前这两种状态，以前一种为主，后一种还在敲门。

在文化自觉的“众说”之中，有“四说”值得一说：

一说，文化自觉应该成为一种执政理念。明确政治经济，都是与文化密切相联系的。高度重视文化对政治与经济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使重视文化建设、发扬先进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发扬传统、传承文明，成为执政“本能”，成为理所当然。文化可以搭台，经济可以唱戏。但这里“搭台”，应是指真正的文化建设。那种唱几首歌、跳几个舞即兴式、应酬式的“搭台”，不能称之为文化“搭台”。把文化当作经济伴娘伴郎的思维，应该彻底抛弃。

二说，文化自觉要为建设现代先进文化服务。文化自觉不是为自觉而自觉，转型不能漫无目标。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为发展和建设先进文化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自觉要有助于在全社会确立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确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好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工作。这是当前文化自觉的世纪大工程。

三说，文化自觉可以成为继承传统文化的一条通道。自知之明来自于自知。文化自觉也应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的自知。研究传统文化，可以千姿百态，可以目的不同，可以在山阴道上各看各的风景，但是，对传统文化的自知是必然的通道。由对传统文化的自知自明求得文化自觉，求得文化的自主能力与自主地位，应是继承传统文化值得大力提倡的一个方面。

四说，文化自觉可以成为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一座桥梁。在全球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文化自觉不能囿于一国一地，吸收别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应是文化自觉的题中之义。尤其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更应拿来为我所用。文化自觉，还可以看作是一种境界，一种把握了文化规律进入文化自由的境界。在中华文化觉醒的时代，无论执政者、知识阶层，还是被称之为民的百姓，都应该朝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方向孜孜以求。

解放日报 秋末